印度达拉撒拉，达赖喇嘛在他的私人庭院里。达赖正由由印度军队保护着，在办公室和家之间的小径上散步。每次他经过的时候，哨兵都会向他行军礼致意。

 

去年11月，我和达赖在日本进行为期一周的旅行。“因为中国想加入世界共同体”14世达赖说，“整个世界也有责任带中国进入主流”。他指出，全世界都准备从和平统一的中国获得利益，尤其是600万在中国和在被中国控制的西藏地区的藏人。“但是，”他补充到，“真正的和谐必须发自内心，它不可能来自枪筒。”

我思考着那些字斟句酌的仁慈话语——达赖喇嘛依旧每早为他的“中国兄弟姐妹”祈祷，而且他也敦促藏人学习汉语，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和新统治者交流，而不是对抗。有消息散布说，西藏的自由游行导致该地区最血腥的冲突，上世纪80年代也有过相同的抗议和残暴的镇压。被流放的藏人团体说，暴力导致99人死亡，同时，中国政府说有13名“无辜”者在骚乱中被杀。在拉萨的僧侣游行开始后不久，中国军队赶来控制游行者，但是游行又蔓延到了西藏别的城市，但他们的动机很明显保持得并不明确。研究怎样才能避免日后的尴尬，和3月25日就要开始的奥运火炬传递一样，对中国的统治者来说是个困难的挑战。正如一个外交官告诉我们的：“他们需要控制局势，但不能太残暴。”

危机如何发展，不仅由北京决定。在北印度的达拉撒拉家里，用行动和语言遥遥地保卫他的子民的人，同样也起着作用。作为一个佛教僧侣，达赖喇嘛可以慷慨地为代表人类最基本的言论和思想的自由表态；尽管是一个佛教僧侣，他也可以坚决地坚持这个观点——暴力永远不能彻底解决问题。他最近说，如果屠杀失控，他会辞去宗教领袖的职务。不过这仅仅是象征性的行动，因为他会继续担任西藏人的头领，而且他建立的流亡民主政权已经选出了总理。同时，在中国，西藏人依然会因为携带了流亡首领的照片而获罪（尽管在西藏传统中，这个人是活佛，是充满怜悯之心的神），有的人仅仅因为想去看居住在流亡地的亲戚或者孩子，而在翻越喜马拉雅山时被射杀。

我在这三十三年里都有同样的感受，每当你和达赖喇嘛说话时，你都能注意到，最喜欢的形容词是“逻辑的”和“现实的”，而动词是“调查”“分析”“开发”。佛祖就是个“科学家”。 上次我见到他时他对我说。这意味着一个真正的佛教徒需要遵循事物的推理过程（或许，回想起来，愤怒最伤害感受到愤怒的人）。接触和交流是他经常强调的方法。对当下，他鼓励每个和中国对话的可能性，甚至在很多场合，他还敦促藏人在他知道有能力的中国领导人之下学习佛教。

这个决心是完全实践性的。正是因此，达赖喇嘛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了一个既让人担忧又特别强壮的角色。正好比他是个 医生，发誓要检查出事物本来的情况，给出清楚的诊断书即是有可行的反应。每一种传统中都有这样一些和尚，在反对科学质疑的时候，他们从来不说信仰。所以，在达赖家的书桌上有一个塑料的人脑模型，它是一个活动的装置可以让人看清大脑工作的状态。而能够毫不利己的政治领袖，有长远眼光的和尚或者哲学博士则少之又少。人们常常忘记，达赖是目前世界上最成熟的统治者，他引领他的人民长达68年，比英女王，泰国王，甚至卡斯特罗的统治时间都长。

这个世界和过去一样的宗教集中化，似乎有深广的暗示。经常强调的是，当佛教被科学证明有错误的时候就应该抛弃自己的语言。达赖就是少有的宗教偶像，他告诉人们不要被宗教无谓地迷惑。（“即使没有宗教，我们也能变成人类”）。他试图从天主教徒，神经学家，甚至那些可以给他见教的普通油客身上寻找到答案——没有人相信绝对真理。他也是这样一个少有的藏人，他认为西藏的过去对它现在的困境也有责任。很少有佛教徒会告诉外国人不要去信教，而是去学习他们的传统，那里才有藏人最深的根。

当全世界都在为2008北京奥运会作准备的时候，西藏和新疆这些被中国占领的地区，不可避免的利用国际关注来报导他们的苦难。

在这个世界上物质文明最不发达的地区，一个只有20户人的小村庄中，一个出生在石头和泥土砌成的房子里的农民的儿子，成为了代表这个地区的重要的发言人。他带给全球新的视线，让我们看到在过去被分割的国家、民族和宗教，正在试图说出我们共同的问题的根源。我11月看到他的时候，他说，恐怖活动的发生与过去的历史有深层关系，如果不能从根子上解决，恐怖活动就不会停止。他可以非常容易地说出，他那阔别半个世纪的家乡的混乱现状。

科学家

我从1974年开始有规律地在达拉撒拉见达赖喇嘛，同时我从1979年开始听他对心理学家，非佛教徒和哲学家的演讲，从哈佛到广岛，从苏黎世到马里布。我自己并非一个佛教徒，只是一个有职业哲学家父亲的持怀疑态度的旅行者。在1960年他流亡的前一年，我偶遇达赖喇嘛。当时因为看到了从斯里兰卡到贝鲁特都弥漫着的革命和战争，我对达赖开始的安静的革命方式着了迷。他表示，西藏和中国将在地理上长期为邻，所以西藏对中国来说就成了敌人，这就意味着西藏长期被敌人环绕。